过去一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跌到了-0.92‰。人口负增长不是纸面上的统计数字，直接传导到经济一端，就是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撑不住，反过来拖累复工复产的节奏。

　　今年情况更特殊。疫情冲击叠加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人口收缩的幅度大概率比去年更明显。所以现在谈吸引外地人口流入，不是锦上添花，是保住城市基本盘的刚需。

　　放开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直接落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来的政策。方向没错，但覆盖面过窄。去年毕业的研究生，同样在上海工作、交社保，仅仅因为毕业时间的差异，只能走积分落户通道。厚此薄彼的逻辑说不通，真正该放开的是往届硕博群体，否则政策诚意大打折扣。

　　如果再从更大的盘面看，即使把符合条件的应届、往届研究生全算上，规模也相当有限。上海真正需要挽留住的，不是几千几万高学历毕业生，而是那上千万已经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外来常住人口。

　　截至2026年底，上海常住人口2489.43万人，其中户籍常住1457.44万人，外来常住1031.99万人。超过四成住在上海半年以上的人，手里没有上海户口。

　　这群人能扛住高房价、高物价，能在上海稳定工作和生活，本身就完成了一轮极其严酷的筛选。适应能力到这个层面，跟学历已经没有必然关系。

　　产业链是分层的。高学历人才需要大量配套岗位支撑，而这些岗位的从业者，多数并不具备亮眼的学历背景。高端低端共生的分工链决定了，如果把落户门槛只卡在学历上，等于人为掐断产业链下游那些人的城市融入通道。

　　有人担心：户籍一旦放开，会不会人口爆炸？这个担忧不太站得住脚。一百年前上海就没有入户限制，也没见全国人口蜂拥而入。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城市承载力这些边界，比户籍门槛更能自动调节人口规模。古今中外，找不到一个城市因为放开落户而导致人口失控的案例。

　　超大城市户口的所谓价值，无非是捆绑在上面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资源。那些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孩子能不能在上海读书看病，不该取决于父母有没有一张高学历文凭。贡献摆在那里，只是评价体系拒绝承认而已。

　　退一步讲，哪怕全面放开，相当一部分外来常住人口也未必愿意放弃老家的农村户口。土地权益，村民福利，安土重迁的乡土意识，都是实打实的牵绊。年轻一代的乡土观念在淡化，可他们看的是职业稳定性和生活预期，也不是一纸户口本身。

　　以学历划线设落户门槛，本质上是一种城市管理的傲慢。在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的大背景下，长远的战略眼光，应该是把那些已经用脚投票、用生活证明过自己的人，纳入城市的公共资源体系里来。

　　一个普通劳动者落了户，孩子对这座城市产生认同感，长大考上大学、毕业留下、继续奋斗——这种代际向上的韧性，才是城市最底层的活力来源。功利看短期，仁义才看长远。

　　落户政策讨论到现在，核心已经不是放不放、放多少，而是城市到底在用什么样的尺度衡量人的价值。用人方式去回应人口趋势，才是眼下最该认真想清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