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次放开落户条件，跟以往所有城市都不同。

　　

不是政策不同，而是时空背景不同。

　　

在上海宣布这一政策前，大约8月底的时候，在中南海开了一场“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在这个会议中，中央召集9位专家问政，探讨“十四五规划”，给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定方向。

　　

在这9位专家中，其他8位都是老面孔，只有1位是新面孔，他就是全场最年轻的城市专家、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导师陆铭。

　　

陆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些年来，始终坚持“大国大城”的观点。

　　

所谓“大国大城”，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大城市还不够大，人还不够多。

　　

这个观点，显然和中央从80年代以来，坚持至今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精神完全相反。

　　

不说远的，就在2015年的时候，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KD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还在坚持“限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观点，原话是：新型城镇化必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中小城市，应该把中小城市发展起来，围绕着大城市发展起来。

　　

这种论调被业内称为“均衡发展论”。

　　

2017年，徐KD成为雄安新区决策的核心人物，可见他的观点仍然是得到高层认可的。

　　

但是短短3年，局面就变了，因为“内循环”要来了。

　　

而陆铭的观点，刚好切合了“内循环”的“刺激国内需求并解决结构性难题”的要求。

　　

我们看下他的观点是什么。

　　

同样是上海人的陆铭认为，“均衡发展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能发展经济的沿海地区，土地指标卡得很死；没有优势的地区，反而给了大量土地指标，以至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居然还保留有大量农田，反倒是没有地理优势和技术优势的西部地区，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引来的不是重污染企业，就是吸引不来企业，浪费了大量的土地，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错配。

　　

事实上的确如此，2000年以后，我国的土地政策是东部收紧，中西部放开，其实是挺不科学的。

　　

人口流入的东部，土地的供应全面收紧。人口密度小、人均GDP水平低的中西部中小城市的土地供应却在增加。

　　

小城市土地利用率低、产业竞争力低，又留不住人，还一个劲的给地给资源，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盖了大量的工业园区和新城，却请不来对应的企业和人才。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哪里的房子贵，哪里的地价高，就应该往哪里增加土地供应。但由于我国的土地是政府调控的，于是就出现了人口流动和土地资源配置完全相反的尴尬局面。

　　

上海到现在还保留着19万公顷的耕地面积，全球哪个超级城市会拿寸土寸金的地来干效益这么低的事？

　　

很多人担心，公共资源和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会造成交通拥堵、学校紧张、医院人满为患的大城市病。

　　

陆铭认为这种想法是“杞人忧天”。

　　

交通拥堵、学校紧张、医院人满为患的本质，是公共资源稀缺。

　　

谁造成了公共资源稀缺？

　　

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城市规划。

　　

是早年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太差，没有预见到后来的人口爆炸，规划了过少的公共资源，大大落后于时代，才导致了今天的公共资源稀缺。

　　

要解决这个问题，城市的管理层必须加大公共资源的供给，去解决供需矛盾。

　　

而不是强行驱离城市人口，去匹配稀缺的公共资源。

　　

就以年轻人频频吐槽的“通勤问题”举例。

　　

城市中心的交通拥堵真的是人口太多带来的吗？

　　

其实本质上是“职住分离”带来的。

　　

因为人口住在郊区，但是工作单位仍然在市中心，造成长距离的通勤，加剧了城市的通勤压力。

　　

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往往用直觉来思考问题，看到交通拥堵就认为是人太多，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于是动用行政力量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用天价的拆迁补偿，让老城区的人搬到郊区去住。

　　

但这么做反而更加剧了职住分离，导致需要在郊区和市中心之间通勤往返的人更多，城市通勤和运营的压力更大了。

　　

换句话说，通勤需求的供需矛盾不是人多带来的，是规划落后带来的，是资源错配带来的，是职住分离带来的。

　　

陆铭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大，而是被控制得太厉害了，应该更大。所以在座谈会上，他的建议之一是：

　　

人口集聚可加强。由于人口的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势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难以提高人均收入，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人口众多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地理优势地区却存在劳动力短缺。

　　

对于这样的观点，可能很多抵触中西部地区的人会直观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落后地区本来就应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否则这些地方就只能等死？

　　

但陆铭认为：

　　

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

　　

他认为，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并将引发地方债务问题。

　　

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这是一个危险的前景，欠发达省份的债务问题其实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

　　

所以，他提的建议是：

　　

土地和住房空间错配需校正。由于大量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曾被配置到了人口流出地，导致当地土地和住房闲置，投资回报低，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企；而在人口流入地（特别是沿海特大和超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不足，出现由于短缺造成的高房价。

　　

大城市欢迎外来人口来打工，但是孩子和老人不要来，这是城市的负担。反过来想想，如果你自己是个打工者，你愿意自己在城里打工，把还在和老人留在老家吗？

　　

陆铭的观点，在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是一个异类。因此他能走进中南海座谈会并发言，让业内许多人感到吃惊。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关于城镇化、关于土地的重大思路的调整和变化。

　　

他走进中南海参会后一个月，上海立刻宣布放宽落户政策，这绝非偶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示着未来的“十四五规划”，可能迎来城市户籍政策的重大变化。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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