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叠加东北空心化、天津发展滞后、华北平原缺少高新产业容纳高学历的年轻人就业，必然引出一个话题：北方留不住年轻人。

　　

作者：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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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三个重磅新闻：

　　

上海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网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在沪各研究所、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

　　

去年11月上海就放松了应届研究生落户标准，凡是在上海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及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硕士毕业生，不用走积分左边落户通右边道，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直接落户。时隔7个月之后，把“签约五大新城”这个限制也取消了，上海全域对应届硕士开放。

　　

另一个新闻稍微早了几天：

　　

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学历者（本科45周岁以下，不含45周岁；硕士50周岁以下，不含50周岁），在杭落实工作单位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以左边落户杭州右边市区。对2017年以后录取的符合条件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后来杭参照全日制研究生落户；（毕业两年内的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

　　

人在北京，这几年身边好几个朋友离开，主要目的地是长三角、深圳、成都。

　　

北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叠加东北空心化、天津发展滞后、华北平原缺少高新产业容纳高学历的年轻人就业，必然引出一个话题：北方留不住年轻人。

　　

北方的学校资源集中在北京、天津、东北、西安，但这几个地区不是缺少吸引力，就是缺少橄榄枝。

　　

27日，北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对过去五年的发展做了总结，其中有一段让很多还坚持下来的新北京人感慨。

　　

五年来，我们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组合拳”，一大批一般制造业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有序退出，拆除违法建设超2亿平方米。严格落实“双控”及“两线三区”要求，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身边的菜市场少了，商贸批发市场少了，整个北京正在变得“高端”，不太适合刚刚毕业，起步月薪7000的年轻人。

　　

当然，全国最好的学校在北京，北京本身并不担心会缺少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来充当新鲜血液，但相比北方的“拒”，南方的城市一直是“引”的姿态。被北京拒绝的人，必然会流向南方，进一步导致北方北京之外的城市缺少高学历年轻人，整个大环京圈的经济互补性下降，经济生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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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最有理由“掏空家庭六个钱包”的。他们身上集中了全家的希望，也集中了全家的资源。国内首次置业年龄低化，是跟少子化、家庭对下一辈期望高有直接关系的。

　　

失去高学历的年轻人，也就意味着失去楼市最重要的刚需，这也是今年北方楼市恢复乏力，普遍比南方城市脆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州、石家庄、西安……这些城市的房价都是靠棚户区改造推起来的，今年没有了这一大笔，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如果再持续下降，这样的楼市是缺少活水的。

　　

长三角、广深、成渝、武汉都在抢人，北方城市拿什么跟它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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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房地产是把双刃剑。

　　

前年有一位在地产圈媒体圈内认可度非常高的分析师说：地产对经济的贡献正在弱化，因为在地产上半场地产可以拉动投资、拉动上下游，对城市的投资带动效果非常好。但到了下半场，在大城市里面，二手房的成交逐渐超过新房，二手房的本质是资金和资金的交换，卖家转出，买家转入，对投资没有拉动效应。而新房的投资拉动，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作用也在下降，甚至虹吸了本应该流到实体行业的投资，产生负面作用。

　　

所以，对地产去投资化、房住不炒的基本思路达成共识，并且经历了逐步加码的过程。

　　

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到房地产和国内经济关联的复杂性。

　　

一方面，十年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0.8%，CPI长期控制在2%上下，绝不能小看房地产的蓄水池效果，它消化了很多资金超发的压力。

　　

另一方面，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资金中转通道。何解？

　　

在国内，中低收入群体庞大，他们要么到不了交税门槛，要么交上的税对整个财政支出来说杯水车薪；而高收入群体，在国内是相对容易避税的。

　　

比如，“年薪1元”的东哥，表面上被宣传为高风亮节，跟兄弟们一起吃苦。实际上，股票等多元化收入才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都是避税手段，他们的税是最难收的。

　　

对大众的税收并不是符合国情的最直接有效的资金分配调节方式，过去三十年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房地产。

　　

钱打到工资卡里，或者老板个人账户中，他们拿部分出来作为日常花销，部分高消费，部分存款理财。在不断民间加杠杆的过程中，存款理财最终变成了买房款，并且加了银行贷款的杠杆。买房款又被开发商拿过去，加了杠杆去买地——钱转了一圈，回到了地方政府手中，他们再拿去投资基建，继续拉动就业、创业，通过开办企业和就业，钱再流向民间。

　　

在土地公有制度下，将房地产定性为特别税收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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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房地产进入下半场，城市之间分分化加剧，再叠加年轻人的流失，一些城市（特别是北方）的房地产市场开启缩量阶段，这意味着这些地方政府即将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财政收入下降，又会反过来导致建设跟不上，继续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房产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解决。它会让落后小城市的房子更加失去价值，家庭资产从发展不好的城市转移到大城市，从北方陷入困境的城市转移到南方有潜力的城市。

　　

在国内，经济发展是和房地产共生的。因为企业税和土地收入是两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来应该作为收入调节的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总额的8.1%（2021年数据）。而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美国政府税收总额的50%以上。

　　

可以说，国内没有富人税，房地产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等同于富人税。

　　

只不过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期，很多地方的保障房体系缺课了，最终也导致这种“富人税”把低收入群体误伤了。

　　

在目前模式下，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北方城市的未来。要解决这个困境，必须有新的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破冰。不然，北方多数地区会沦为发达区域的“世界工厂”和“亚洲移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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