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沪上一位大学毕业生向劳动报反映，用人单位当初说好帮其落户申报，后又“变卦”，无奈他只能被迫“失业”再找工作。毕业前“被毁约”并非个案，酷派不久前解约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劳动报记者发现，在不少毕业生的就业三方协议中，未就落户申报、工作岗位、薪酬等重要福利待遇进行书面约定。

　　说好申办户口却变卦

　　“同学们都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而我错过了最好时机。”其实，作为沪上高校今年的毕业应届生，林悦（化名）早在今年2月份就通过校招，签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

　　为何说“错过好时机”？

　　原先，对于这家企业的条件和分配的企划岗位，林悦都非常满意。作为非上海生源，毕业落户上海是林悦选择就业单位的首要标准。寒假一结束，他就开始实习。

　　可临近毕业，眼看申报落户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这家企业的HR却告诉林悦：不能帮其申办户口了，因为根据往年分数线看，林悦的分数不一定够。

　　“今年的落户分数没有太大变化，应该是可以落户的。”林悦告诉劳动报记者，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无奈离开公司。“你说是我毁约还是企业毁约？落户申报的事当初口头约定，没有写进三方协议。”他这样问。

　　据其介绍，虽然落户是求职学生自身需求，但需要用人单位一起协助申办，如果用人单位承诺或者说约定有变，像他这样把落户作为首要需求的应届生，只能另谋职位。

　　三方协议中未约定

　　劳动报记者看到，本市三方协议的全称是“上海高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协议中的甲方为用人单位，乙方为学生，鉴证登记方为学校。

　　据了解，大学毕业生在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意向后，通常会先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三方协议是毕业生在毕业前夕，与用人单位、所在高校三方协商后签订的，表明毕业生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同意接收该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该毕业生的意向性协议。

　　协议中，有关于合同期限、保险缴纳、税前税后收入、违约金等格式条款。

　　以上述林悦的事例而言，三方协议中并未写明企业将协助其申办户口。

　　现实中，一部分学生在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签订三方协议时，都会注意到企业是否具有落户资格。有些双方达成口头约定，也有毕业生理所当然认为企业应该配合帮助落户。但实际上，由于双方之间并未书面约定，企业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学生落户。

　　不仅是落户，包括其他薪水、岗位等与工作重要相关的事项，一些用人单位在与毕业生签协议时，也未必都一一写明。沪上一位今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就向劳动报记者出示了她的协议：除了写明初次合同期限，其他有关收入等福利均空白未填。

　　企业毁约并非个案

　　除了像林悦这样，因为重要福利或待遇“变卦”，被迫向用人单位提出解约的应届生，也有还没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

　　刘晓（化名）此前在一家民营企业实习已3个月，就在前不久她“失业”了。“之前已经说好要签劳动合同，突然告诉我不需要人了。”刘晓一开始并不是很能接受这个事实，“听到被解雇的那一刻脑子是懵的。只能打起精神继续找工作了。”可对她而言，已经错过寻找用人单位的最佳时机。

　　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内手机品牌酷派解约260名应届毕业生，酷派较高的待遇和曾经的声誉，曾是这些应届生作出选择的重要因素。酷派负责人坦言，解约这些学生的主要原因是酷派业务下滑，企业改革。依据酷派和这些应届生签订的三方协议，酷派违约时应赔偿本科生3000元、硕士生4000元的违约金。

　　企业“毁约”并非个案，去年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对个别实习考核未完全达标的学生，给予延长实习考察期的安排，造成应聘大学生认为“被解约”。

　　违约金难补就业机会

　　上海顾友律师事务所周志华向劳动报记者指出，三方协议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不同，因为大学生尚未毕业，在签订三方协议时并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因而在到单位报到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之前签订三方协议，实际上对学生和企业都是一种法律上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将三方协议视作未来签订劳动合同的框架协议，受合同法调整。三方协议会规定待遇等主要条款以及违约条款。”

　　然而，现实中，无论林悦这样遭遇“重要待遇变卦”还是企业因为其他原因违约，即使有一定违约金补偿，相比错失的大量就业机会，显得杯水车薪。

　　《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杂志主编周斌告诉劳动报记者，在实际损害中，求职学生可以拿到违约金，但不足以弥补已错过其他求职机会的损失。“当然，对于外地需要落户的毕业生，错过落户的机会，造成损失更无法估量。”

　　周志华提醒，如果学生或者企业违约，应当支付对方违约金。违约金的多少，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由双方协商。如果害怕对方变卦，则可以要求把违约金定得高一些。

　　周斌表示，对于企业毁约的现象，除了法律不断地完善约束外，签约单位诚信意识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毕业生毁约虽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也要承担违约带来的时间成本和信用成本。

　　三方协议应更细化

　　周志华表示，大学生违约，无非是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企业违约，则可能是岗位、福利和之前承诺的不同，这都很常见。任何一方的违约，都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机会成本，企业需要重新招聘，学生需要再找工作。但除了违约金的约束，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限制甚至禁止这种违约行为。

　　“违约行为除非能和社会诚信挂钩，计入个人或者企业诚信档案，否则也只能是赔偿违约金。”他说，“还有就是靠脚投票，某个学校的学生违约多了，可能企业就不来了；而企业违约了，以后的学生也会对这家企业有所提防。”

　　“对于企业来说，将岗位、待遇等在三方协议中罗列的不那么明确，他们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对于学生来说，还应当尽量要求企业尽可能的明确工种、待遇、福利、落户等明细，以免企业变卦。”周志华分析。

　　周志华建议，学校在三方协议中作为鉴证方，也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强化对学生的就业教育和指导，与企业进行沟通和磋商，“如果总体违约率高过一定比例，学校要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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