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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银昕|北京报道

　　编辑：牛绮思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3期）

　　“我手上有一堆北京单位的，虽然上海市有‘绿色通道’，但这不会成为我择业的决定性因素。”8月上旬，在得知上海市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开设户籍“绿色通道”后，已从北京大学某文科专业毕业的小李并没有毅然决定赴沪，而是选择了先在北京的某家大型企业进入试用阶段。“北京的机会也很多，况且在北京生活了4年，对这里的文化和气候已经适应了，如果上海的机会不是特别好，我也不想再重新去适应了。”小李说。

　　8月7日举行的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定并公布了《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提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事以咨询者的身份致电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专门接听电话的负责人介绍说，北大清华两所学校的毕业生需要在工作单位这一条件上，符合上海市于今年更早些时候颁布的《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对落户人员的工作单位的条件还是有要求的。”

　　记者随后查阅到，该文件要求申请上海户口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单位符合以下三个范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上，并于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登记的企业，但在沪自主创业的人才不受该条款的约束。因此，“绿色通道”并不意味着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就可“零门槛”地获得上海市户籍。

　　（视觉中国）

　　以往的统计数据显示，相比北京，上海在经济数字这一指标上从建国初期以来的遥遥领先（1952年上海GDP36.66亿元，北京7.88亿元），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被北京追赶并缩小了差距（2000年上海GDP为4771.17亿元，北京为3161.66亿元）。到21世纪初，互联网经济在北京的产业集群为北京带来了强劲增长点，2017年，京沪两地的GDP差值已进一步缩小（北京为亿元，上海为亿元）。

　　不仅如此，2017年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亿元）领先上海（亿元），IT互联网增加值（3169亿元）是上海的1.5倍多（1862亿元）。

　　有分析认为，上海在互联网经济上的布局迟缓，直到目前尚未形成足够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效应，也没有大众熟知的互联网巨头总部或注册地在上海。而与此同时，邻近的杭州却在互联网经济领域进行包括招揽人才在内的广泛布局，上海这次发布的落户“绿色通道”或折射出了其危机感。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对此分析说，“上海在数字经济链条中的确不占有产业链上游的优势，上海的优势集中在中下游的制造领域。但我不认为这是上海觉得着急，于是就来北京揽人这么简单。”任何城市的人才政策都与产业布局紧密相连，城市能吸引到而且留得住的人才一定是与其产业布局紧密契合的，非主流城市若没有足够的产业布局，一厢情愿地给北大清华开绿灯，即便人才过去了，也留不住。除数字经济外，上海在金融、银行、高端制造业以及物流方面的产业配置是很高的，根据打造国际化城市这一定位，必然需要的是最顶尖和一流的人才。清华和北大作为国内金字塔塔尖上的学府，与上海的人才需要是契合的。

　　然而，“绿色通道”率先对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开通，而与清华北大同属“985”和“211”之列，也同属“双一流”大学之列的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位于上海地区的名校却不在其列，也因此引发不少网友吐槽：“难道复旦和上海交大的学生还不够优秀吗”、“复旦和交大在一些特色专业上还强于北大清华呢”等。

　　至于上海本地的复旦和上海交大此次“落选”，李国平认为，该政策只说以北大和清华两所高校为始进行试点探索，复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一流大学并未完全被排除在外，“在最初的探索阶段先找两所顶尖院校试点，随后才有逐步扩大范围的可能，这个道路是正确的，否则一开始定的门槛太低，之后可能还要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去‘打补丁’。”李国平说。

　　早在2016年1月的地方“两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杨雄和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该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出了控制人口规模的目标：上海市“十三五”期间常住人口总数不超过2500万，北京市2020年之前人口不超过2300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170.7万人，上海市总数为2418.3万人，这两个数字离2300万和2500万的总量限制并不远。

　　李国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称，北京和上海周边区域现状的不同，也使其人口总量控制的压力有所不同。北京被经济欠发达的河北、内蒙古和山西等地包围，周边尚未形成对人口有足够吸引力的城市；上海则毗邻较为富庶的江浙等地，近年来在IT产业强势布局的杭州也对人才形成较大的吸引力，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的人口压力，使上海的人口涌入情势相较于北京的压力要小。

　　这一次，上海以“绿色通道”的形式为非沪籍人口留出了新的空间，是否会遇到控制人口总量与吸引人才之间的平衡问题？

　　事实上，“绿色通道”所对准的人群并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北大和清华各自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白皮书，2017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为2645人，清华为3119人。在这个并不庞大的基数之下，吸引赴沪落户的人才总数不足以对上海的人口总量造成冲击。

　　“对一流院校的毕业生开设绿色通道，只在金字塔塔尖处的人才中挑选，既不影响人口总量的控制，又能确保吸引到最优秀的尖端人才。”李国平如是说。

　　事实上，虽然上海、北京两地云集了全国优秀学府，但两地之间的高等学府人才毕业后的流动并不对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别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4所高校2016年和2017年的毕业生就业质量白皮书的数据统计计算得出，2016年，北大和清华分别有172人（本科生5人）和293人（本科生8人）与上海的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复旦和上海交大则有115人（本科生31人）和110人（本科生27人）与北京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2017年，北大和清华分别有67人和302人与上海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本科生分别仅有2人和6人，复旦有115人（本科生35人）与北京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上海交大暂无具体统计数字。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本科毕业生群体前往北京就业的数量，大于上海所吸引来的北大和清华的毕业生数量。

　　那么，这一次的人才落户“绿色通道”能否改变上海（复旦和上海交大）对北京（北大和清华）的人才流动的“出超”状态？

　　“我不认为‘绿色通道’这个政策能从大体上改变京沪两地人才交流的现状。”在北大工作的李国平根据平日与学生的交流经验告诉记者，基本不可能出现清华北大的学生因为“绿色通道”而涌向上海的情形。“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从事的行业在即将就业的城市有没有很好的产业布局，在那里能否有发展，能否生活得好。”

　　李国平表示，落户门槛高的北京也并非“滴水不漏”，每年国有企业、国家事业单位以及公务员编制都为顶尖学府毕业的非京籍人才提供一定的落户名额。

　　围观：理解or怀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上海出台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想争夺更多高端人才，但只以学校好坏作为评判标准，对不同学校的毕业生也不公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这就是一种地方人才竞争政策，目前多地都有相应的做法。上海执行这个落户政策，肯定有它的依据，引进人才是可以有相应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正好涉及到学历问题，才引发了人们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清华北大的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就一定会压倒其他大学吗？这还真不好说。一个城市，需要用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凭借，在21世纪的今天，原本就大有问题，尤其是号称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的上海这样做，就更是令人无语。退一步说，就算能把落户上海作为一个优惠条件，这样的招聘，也理应面向所有人才，不分毕业的学校和学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上海此举有两个作用，第一以北大和清华名校的名头为上海自身“做做宣传”。第二，涌入上海的应届毕业生大多数是上海本地学校毕业的，为防止“裙带关系”和“近亲繁殖”，上海有吸引北方地区名校毕业生，搞地域平衡的考虑。但“唯学校论”这个口径太粗了，免不了被人指责有歧视嫌疑，我建议上海考虑自身未来需要哪些专业的人才，分专业来吸引人才更科学。

　　@网友不知道的Marc君：名校毕业生就等于人才？上海人才新政是否过于一刀切？

　　@网友超越辉煌：这样方便他们在大城市就业，做贡献，也是留住人才的方法，不然的话其实出国发展的大军挺多的，真正回小城市的少，这样政策也可以鼓励人才回国发展，挺好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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